《和我们的女儿谈话》是王朔继《致女儿书》之后推出的最新力作，也是他复出后推出的首部长篇小说，据悉，这是迄今最能体现王朔“和所有小说都不一样”的一部小说。小说讲述“风烛残年”的北京人老王，时隔三十多年后终于敞开心扉，向方言的女儿咪咪方说出了她父亲生死的谜底，小说随着老王言不由衷、躲躲闪闪、矢口否认、百般诡辩而渐渐进入到隐秘的深处，由此揭开了一个人痛苦的内心生活和全部人生滋味。
小说讲述一个叫做方言的人自杀死亡了，没有人知道他自杀的原因。若干年后，方言的女儿咪咪方在国外长大成人，结婚生子，但对父亲的自杀始终不能释怀。于是她回国，找到方言生前的挚友老王，两人开始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谈话。谈话内容涉及死亡，另一个世界，人之崩溃、耻辱和愧疚等内容。
这部小说从一个人的生死之谜开始叙述，小说中多用“老王”和“咪咪方”谈话的方式，以2034年的视点来描述这个世纪最初几年的生活。小说将王朔对20多年后的世界的想象与此时此地生活的回顾与反思迭加在一起，是拉开距离和建立高度的一种写作。

我的问题就在于想写一个和所有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。这想法十几年前一产生就把我将军将死了。我知道这之前我写的那些小说出自哪里，也就是些聪明的模仿。这想法——可以叫它野心吧——毁了我的生活和家庭。你能想得出我对生活有多不认真，多潦草么？我出去玩，到处演，其实都是为自己的小说凑场景呢。我觉得小说才是真实、可靠的生活，其他的，演砸了，都无所谓。我就想着自己的小说，什么办法都试了，最笨的，和最傻的。今天才发现，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诅咒，每当我想换一种方式生活，不管我决心多大，跑得多远，装得多像——假装是另一国人，文盲，最后还是会被逮回来，坐在桌子前，写自己的各种妄想。
多年来，我一直盼着哪一天把这本“和所有小说都不一样”的操蛋小说写出来，我就塌实了！可以放心去过自己的日子，比较正常的生活，到处转转，到异国他乡看看风景，像电影里那样一个人开车长途旅行去看望朋友，或素未谋面的亲人，吃一点没吃过的东西，每天躺着晒太阳，或开个酒吧，我真是挺喜欢开酒吧的，那有一种把家放大，街上的行人随时都会变成亲人的错觉，走在街上，左邻右舍，每家店铺的人都认识，都打招呼，你还知道每家店的一点小秘密，那感觉真是不错，——这是正常生活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反正这些年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玩好，净想着小说了，心不在焉，耽误、辜负了很多人和事，几乎、还是已经很不道德了。就差犯法了。
几次以为逮着它了，终于把它揪出来了，几次都是揪住个头发，拉上来一看，脸不是，认错人了。
这本《和谈话》是揪得比较多的，揪出上半身了才觉得不像，写到最后一行，那么一跑，似乎觉得和自己哪个小说通了，如同《女儿书》聊，聊进《看很美》了，立刻颓了。我这倒霉催的，真不该贪图稿费，写那么多烂八七糟的小说，当年。
每回我以为自由了，其实还在枷锁里。写这跋时，心里老有一句话，顺着这话往下写，也没下文，接不住，想着也许是句歌词，就硬放在这儿吧：一个人的天塌了，全塌在心里……
这就像在狂风中把两个气球揉成一个面团……这句话也莫名其妙地老在脑子里打转儿，也不知该按在哪儿。
写作，其实是靠别人生活。一辈子靠别人，靠得住么？在人群中谈自由，我只能对自己冷笑。变一个人，我做到了，但这有意义么？

2007年12月11日上午

王朔说，每一次“必须有一些进步性”，写作才有意义。“《和我们的女儿谈话》就写了一个人的不断进步”。人文社编辑指出，《和我们的女儿谈话》即是王朔本人进步性的一个证明。读到以前的代表作《动物凶猛》《看上去很美》，王朔自己认为那“只写了一些表面的东西”，光写了“坏”孩子；关于“大院生活”更丰富的内容，在那个时代拔尖儿的人物，关于“我哥哥、我父亲，我都没写”。这将在以后用一批作品来完成它，“关键是找到合适的写作角度”，“什么事儿搠到根儿上就好写了”。看来，王朔已经胸有成竹，他已经找到了事物之根源和有效的思想武器。